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，黄修志选择回到老家山东，在位于烟台的鲁东大学任教。这是一所前身为师范学校的二本院校，有它自己的特性。另一位“出圈”的二本院校老师黄灯，常常为学生不确定的出路担忧，而黄修志发现，鲁东大学的学生是过于明确自己的出路，将“考公、考研、考编”视为为数不多的选择。他时常想，如果二本学生面临的束缚是一个客观事实，那么身在其中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主动做点什么？2018年，黄修志主动向院领导申请，成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专业1801班的班主任。在刚开学后不久的班会上，黄修志提出几项计划：与每位同学聊天，举行讲座，建立班级微信公众号，并由全体同学轮流撰写班志……再到后来，由1801班42位同学撰写的班志被汇集起来，成为《班史：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（2018-2022）》一书。黄修志做这些事的初衷可以归结为三个字：“不忍心”。黄修志本科也毕业于一所二本学校，他屡屡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由此产生心有戚戚的共情。对于黄修志来说，每一次和学生的交谈，都是平行宇宙中的两个年轻人的对话。他们都在河流之中，只不过一个暂时在前，一个暂时在后。
说起我为什么会办《石榴花》杂志、会组织同学们写《班史》，可能还得回到我在山东东平三中读高中的日子。我生长于东平的农村，后来我想，如果我当时去了全县最好的高中，被分了快慢班，反而可能很难获得这种自由阅读和写作的环境。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很有激情的语文老师，总是鼓励大家广泛地课外阅读，办各种课外活动。我到语文老师那去，老师就会从抽屉里边拿出几本课外书，里面有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集，也有《尘埃落定》。我们班有70个同学，但我去阅览室领报刊时老师总会给我80本，说剩下的10本报刊你自己看就行。老师们可能觉得这个孩子有想法，而且愿意去读去写，所以就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资源帮助我。《鸣龙少年》剧照
在聊城大学读本科时，虽然图书馆里的藏书更多，但我始终没能再像高中那样痛快地读书。上大学后，我很快发现自己对课堂没什么兴趣。和很多大学一样，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上完课就走。有一次我想请一位老师推荐一些书，他说稍后给我，就再没有了音讯。即将要离开聊城大学的时候，一个关系特别好的舍友单独请我吃饭送行。他跟我说，修志，你需要一个好老师引导你读书，这样你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。后来到武汉大学读研究生，我遇到了一些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。其中有一位老师叫于亭，他虽然不是我的导师，但他每次跟自己的研究生的时候都会把我叫上。那时他讲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读书不要求新，而要读常见的经典，只有下盘足够稳，根基足够正，学问才能做得好。到了复旦，读书的感觉更自由了，复旦有一句非官方的校训，叫“做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。那时我们的课程没有太多知识的讲授，很多时候是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读一部经典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讲。甚至会有两个老师同时坐在一块讲。那时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骑着自行车，从图书馆到光华楼，再从光华楼到宿舍。每天晚上洗漱完了，就倚着床头读书，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。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，如果你在一段岁月中喜欢上了一种氛围并在后来无比地怀念它，你就会把这种氛围复制到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当中。所以刚来到鲁东大学文学院的时候，我非常雄心勃勃，想着怎么把复旦这种读书的氛围也带过来。但我发现很困难，我接触到的孩子们大多不喜欢阅读，有些自认为爱阅读，其实只是爱读小说而已。我就开始思考，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平台，让这些爱读书的同学能够聚到一块，抱团取暖？所以我就主动向院领导申请，成为了文学院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专业1801班的班主任。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他们办两场讲座。我们学校大一新生入校后都要上晚自习，有一天我直接走进他们的自习教室做了一次关于“大语文”的演讲，其实就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和大家边讲边聊。因为我们1801班和1802班共用一个大教室自习，我也不好把另外一个班的同学赶走，所以就给两个班的同学一起做了这场讲座。后来1803班的班主任袁向彤老师问我，听说你给一班和二班做了讲座，为什么不拉着我们三班？她听说我们班还会有第二次讲座，就组织了全年级的同学过来听。这两场讲座后来就成为了石榴花大讲堂的第一讲和第二讲。做第一次讲座的时候，班上的同学和我还不太熟悉。比如我记得当时想给一位叫路棣的同学安排一些班级工作，聊到一半，她突然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们寝室要熄灯了，明天再说吧。那时还不到晚上十点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还是有些诧异的。但这两场讲座之后，我们班的学生明显对我亲近了许多，很多同学发微信给我分享自己的感受，路棣也主动地来找我聊天。她讲到自己总感到很难摆脱高考作文的写作模式，想要自由地写作却找不到方法。当时我想我也不是作家，也解决不了这方面的困惑，但我们文学院有一位叫做周燊的老师，是一位作家，也是王安忆老师的学生，是不是可以约她给我们做一次讲座。从周燊老师的讲座开始，石榴花大讲堂才逐渐地拉开了帷幕。《最高の教师》剧照
组织大家写《班史》的过程也很类似。也是在一次班会前，我突然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班级公众号。当时我还没有要出书的想法，只是想到有了公众号，总得有内容贴上去，这个时候“班志”两个字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。我学历史出身，觉得地方有省志、县志、村志，那是否可以按照这种逻辑写一写“班志”。通过写“班志”，我首先想促成大家一起做一件事，加强班级的凝聚力，同时也想帮助大家在对彼此的观察中进行一种对自我的审视。在向同学们分享这个计划时，我在黑板上第一次写下了“班史”两个字。我告诉大家，“班”是班固的班，“史”是太史公的史。他们确立了中国的史书的格局，后面的人都是沿着他们的路继续往前走的。如果我们写好了，后来的人要办事时，就可以有所参考。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。在和大家的沟通中，我发现来到这里的孩子们分两种心态。对于一些同学来说，能考上鲁东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已经很满足了。可能因为没有一本学校的资源和平台，不用去争出国交流的机会或是保研的名额，大家有一种“穷开心”的感觉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心里是没有主意的，因为父母期待他们去“考研，考公、考编”，社会上也觉得这些是更为体面的选择，正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就加入这个大的群体了。因为目标明确，做起来也只需要砸时间刷题，他们反倒没有很焦虑。另一种情况是，当大家接触到更多的信息，知道自己在全国高校的盘子里是怎样的处境时，就不免会产生一种落差感和心理波动。这种落差感在每年夏天的招聘会时尤其会加剧。在这些方面，他们可能更需要老师的引导。这种引导倒不是说要怎样提高学习效率，而是帮助他们破除应试教育的伤害和“二本院校”的标签，让他们能够意识到，无论是一本学生还是二本学生，对于成长的诉求都是一致的，都要面对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人的问题。我还发现，汉文本1801班的学生和黄灯老师笔下80后90后，也就是我们那一代人，结构很不一样。我们的学生大多数人至少是生活在镇上，而不是像我上大学时的班级，大部分人都来自农村。据我了解，1801班有一半以上学生的父母都是老师或者医生，这意味着他们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也有相对充足的时间陪伴子女。但另外一个影响是，因为很多父母都处在编制之内，有这种人生体验，自然也会希望子女能像自己一样过一种稳定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很多学生一进来就知道自己要考公、考研、考编，父母的掌控反而限制了他们展开自主的摸索。我们班上有几位不爱说话的同学，我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格外留心。秘若琳是从农学院转专业来到我们班的。鲁东大学规定，只有班级前10%的同学才可以转专业，按理说她应该是专注力很强的孩子，但她刚来时非常安静，甚至有些自闭。他们大三开学的时候，秘若琳因为胃病突然瘦到了70斤，以至于我走到教室里都没认出她来，以为是来班上旁听的同学。那时她的妈妈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给她做饭，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秘若琳了解了很多。从她妈妈口中，我得知她从中学开始就特别喜欢文科，但是因为父母觉得文科没什么前途，所以让她选择了理科，来到了鲁东大学农学院。入学前秘若琳就已经知道了鲁东大学转专业的规定。于是她来到农学院后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使劲地学习，彻底地离开农学院，离开理科。班上一位叫杨聿艳的同学也是这样，一开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是我们班最后一个到的，当时已经在开新生见面会了，她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坐在墙角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她当时的面部神经都是非常紧绷的状态，两只手交叉在一块，使劲地捏着自己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当时其实非常紧张，因为上学的时候特别害怕老师，很担心我会过来骂她一顿。她没想到我走过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吃饭没有，因为当时已经晚上七点多了。
应试教育下，虽然老师也痛苦，家长也痛苦，但是这种痛苦最终都是需要让孩子去忍受的。每个个体所能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，有的孩子耐受力强，或者家人给了他更多的安全感，但有的就不是了。不同的省份的情况也不一样。我最近和几个福建同学聊天，才知道他们不少人读高中时都能谈一到两次恋爱，因为有亲戚朋友在国外，出国留学也是很自然的选择，但这些情况在山东是很难想象的。1801班有42位同学，来自全国14个省、自治区，其中有28位同学都来自山东。根据我以往的观察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会去考研、考公或是考编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最终都会成为语文老师。在山东，我们经常开一个玩笑，当爷爷奶奶来看望刚会说话的孩子时，会问他们将来想当什么。孩子可能会说我想当宇航员或者科学家，但马上就会被爷爷纠正说，要当公务员。在山东人的心目中，老师是归教育局管的，也属于一种干部。不管是在1801班开展活动，还是发起石榴花读书堂社团，办《石榴花》杂志，最根本的是，我们一直想要对抗应试教育给孩子们造成的伤害。自石榴花创办以来，我和同事姜娜老师一共举办了42期跨学科讲座。通过这些讲座，我们想要让这些孩子和更多的人相遇，建立一种看待世界的多元视角，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，更加宽容别人的选择，最终坚定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被世俗的标签所框定，能向着别人告诉我的那个方向走。秘若琳后来考取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，当然，这是她自己真心想学的方向。当时为了帮他们走出这种阴霾，我在每次班会后都会安排一个小的演讲环节。表面上是大家自发地上台，但我其实会安排班上这几个比较内向的同学提前做一些准备。在这种锻炼下，杨聿艳后来彻底放飞自我了，参加了学校各种各样的演讲比赛，甚至还取得了好几次奖项。后来有一次开班会，到了演讲环节，我没有提前跟杨聿艳沟通，但她主动站上了讲台。要毕业离开学校时，杨聿艳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。她已经变得非常自信了，很真诚地和我说，黄老师，如果别人问我你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，我可以说在教材和小说之外，我还是认真地读了一些别人没有读过的书，写了很多的文章的。因为是师范专业，我们的学生都会去到山东的各个中小学实习。作为他们的班主任，我也要不断地到各个地方调研，看学生们在各个乡镇中学的状态。2021年6月，我坐着高铁来到临沂北站，租了一辆车，用6天时间穿越沂蒙山区，调研了临沂6个县的乡镇中学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有一个困惑，我们大学里所谓的贫困生似乎没有那么困难。我2004年上大学的时候，贫困是真贫困，班上有同学为了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一顿饭。但现在大学里的一部分“贫困生”也用得上名牌手机和笔记本电脑。在临沂的调研解开了我的这个困惑。当时我们文学院有一位叫做徐蔓的毕业生在当地做老师。他跟我说，老师你知道吗，我们班五十多个学生只有两个是学习的。我最开始感到难以置信，但后来在跟各位校长、教师的访谈中发现，为了孩子能够上好的初中，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早就到县城到市区去买房了。留在乡镇初中的孩子多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由爷爷奶奶隔代教养长大。很多孩子要不父母离异，要不父母瘫痪在床、患精神疾病，再就是父母自杀。徐蔓跟我说，“老师你看，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，内心缺少安全感和专注力，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？”优秀的老师也早就跑到县城和市区去了。大多数初中的孩子到了初二就不断地跟老师说，我是不会学习的，初中一毕业我就完成义务教育了，就可以到城里去打工，到餐馆里去端盘子了。这就意味着真正贫困的孩子和家庭是过不了中考这关的。当时我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。通常情况下，培养一个优秀的研究生只需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但我想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培养更多优秀的语文老师。当然班上的同学们都希望能够留在市区当老师，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暂时没有考上县城或者市区的老师。而且根据政策，很多新入职的老师也必须在乡镇初中要干两到三年。所以石榴花社团所做的事情就慢慢变成一个循环：如果能把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，孩子们受的伤害就会更少，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大学生，再变成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中小学语文教师。但我始终也知道，教育本身并非万能的。那次我在临沂见到徐蔓的时候，我也问过他，是否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传递给这些乡镇初中的学生们。他跟我说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对得起自己，把知道的东西力所能及地传播出去。那一年徐蔓刚在临沂工作不久，陪我吃完饭后还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。看到曾经有着饱满理想的学生在生活中挣扎，我其实非常心疼。临走前，徐蔓坚持要把我送到最后一个路口。他在路上问我，老师您在高校里面教书，也会有感到生活很沉重的时候吗？我当时告诉他，能把读书、写书和教书做好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他说，老师我真羡慕你这种状态。接下来是一阵沉默，然后我就到路口下车了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得比其他人好。说句比较直接的，我能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已经通过没日没夜的努力，把职称问题解决了。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讲师的话，我还是会很愿意去陪伴同学们，但可能没现在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很理解很多老师不是不愿意去做，更多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。我在高中读到刘慈欣的《乡村教师》。里面讲到，以外星人的视角来去看人类的话，不同代的人类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和认知，但他们体内并没有什么基因或者细胞来遗传这些记忆。后来这些外星人惊讶地发现，人类中存在一个叫做“教师”的群体，正是这样一群人让那些精神得以存续。当时我读完后泪流满面，我本来就是乡村教师教大的。 排版：树树 / 审核：杨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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